生房屋租赁这一私法关系中，集体与作为承租人的自然人一样，属于平等的私权主体，不能将公益导向作为集体的首要目的。

考虑到前面已经论及的，环境法应当平衡我们对清洁、安全生活环境的需要和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不应惊讶，就个体行为与受影响利益的性质两方面进行综合权衡会如此广泛地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环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有人提出损害赔偿之诉。

因此，在公害侵权领域，过失和违法性都应通过忍受限度论来做一元性判断。该书也指出实证研究表明所谓侵权法的预防的功能是极不可靠的。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个体的企业事先如何预知其污染的损害及赔偿金额，并将其体现在价格之中？即使假定其作出了大体的估算或在事故发生并实际支付了赔偿之后，将赔偿金额计入产品定价中，又靠什么来保证加价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6]这类观念多半可以追溯到著名的汉德公式，即N=B×L，其中N表示过失(Neglience)，B表示防止损害发生的成本（Burden），而P表示损害发生的机率，L表示损害发生（会）造成的损失（lost）。案例4 [35]一审判决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首要条件是排污人的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原、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来分析，原告并无依据证实被告有污染加害行为，再根据保护局对被告排放的污水的检测，可以证实被告排放污水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水产中心于2002年4月12日对原告鱼死亡作出分析报告，证实原告鱼缺氧死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对而言。

[65]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页。理论上，这并不排除可能存在引入合规情节考量的其他路径。[23]法院对决定的尊重程度，取决于这个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要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以及这个决定危害到了谁的权利。

其一贯做法是：不断地重申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却始终没有从法律权利的角度对其进行清楚或确定地界定。对下级法院来说，Grutter判决实质确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原则：对大学有关学术事务的决定，掌握法律话语权的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其论据是学术自由派生自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第一修正案旨在保护个体公民免受政府的干涉，而不是保护政府代理人免受其他代理人的干涉，因此政府设立的公立大学不在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列。最高法院对密歇根大学法院的录取政策进行了严格的司法审查之后，得出在高等教育语境中，学生群体多样性是州的一项绝对利益，也是法学院的一项绝对利益。

[11]教授协会建立的一系列学术自由制度虽无法律效力，但适应了工业革命后美国社会的新需求，有助于解决研究型大学中新涌现的大量争议，因而逐渐为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所接受，并成为了后者建立相关规章制度的依据。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法学院的入学政策是否侵犯了宪法上的平等保护条款。

因而被揶揄判决除了激动人心的修辞，而没有多少实质性决断，对于宪法保护什么样的学术自由以及宪法为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缺乏法律分析。为寻求对职业生涯的更多控制，学术自由开始成为教师们的共同呼声，并作为一种矫正性权利被提了出来。[10]1940年，教授协会又制定了《学术自由与长期聘用原则声明》，强调学术自由是教师在研究与教学方面的权利，并将长期聘用制与学术自由结合在了一起。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规定了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学术自由完全可以借道这一条款获得宪法地位。

法院援引先例，申明考虑到公共教育以及大学内言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大学在美国宪法传统中一直占据特殊的地位，对于属于大学专业判断领域的事务，法院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但大学自治意义上的机构性学术自由权，不应挤压教师或学生的学术自由权。[22]后Grutter时代美国下级法院的判例表明，宪法性学术自由权的保护范围，仅限于那些学术性的、意识形态中立的决定。进入专题： 学术自由 。

在该案中，教师Keyishian拒绝在一份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誓词上签字，而未能得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续聘合同，因而诉之法院。[17]再次，指出二战后政府给予大学以大量资助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加上麦卡锡主义对大学造成的伤害，因此法院应及时运用法律的手段，重新明确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与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无关。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

[21]不过，凡权利皆有边界，大学行使学术自由权进行自主管理时，既可能与教师、学生等主体的权利或其他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发生冲突，也可能与政府在高等教育或科学研究领域推行的公共政策相抵牾。[2]持相反观点者认为，在职业自治的传统下，学术自由权的主体，首先是学术机构，而不是教师或学生个体。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学术自由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被视为是一种大学内部政策，是大学管理者在其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其次，结合美国的社会伦理背景，强调学术自由不仅存在于它所保护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中，而且还在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伦理作用。该判决首次将学术自由提升为值得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用这一宪法尚无明文规定的价值，限制了政府行为，这显然是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的重大提升。在该案中，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依据以实现学生群体多样性为宗旨的录取政策，拒绝了一位白人学生的入学申请。

[1]在美国法律界，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宪法权利，曾经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8]高等教育结构和目标的改变，扩大对教师的期待，提高了教师的地位。

因此，该政策没有违宪。因此，任何明示禁止大学在入学政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州法律都违宪。

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针对大学及其教师的联邦、州法律，若可能侵及学术自由的核心领域、阻碍教师追求真理，同样不得适用。Sweezy和Keyishian判决发布后，学术界和法律理论界以功利主义、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分析为基础，尝试将学术自由解释为一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首先，将学术自由视为言论自由的一个伴影，同样也是探求真理的工具，因为最纯粹的真理来自于思想的自由市场。

法院还引用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多样化学生群体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更好地训练学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和社会需求，成为更好的专业人士。教师受制于非学术的校董事会，他们被视为是公司雇员而非大学成员，社会地位相对低下。至19世纪70、80年代，研究型大学逐渐兴起，大学在智识导向上有了根本变化，即从宗教信仰背景下的价值追求范式，转向科学努力下的真理探求范式。大学主张学术自由权的前提，是自己在依据一个真正的学术性目标行事，而不是推行某种意识形态。

陈林林，博士、教授，浙江大学法理与判例研究所所长。其主张的核心价值观是：让一个有能力且正直的大学教师，能免于经济和政治顾虑去开展研究、教学、出版，哪怕是小众的研究。

但出于对学术事务专业性和复杂性的警惕和尊重，最高法院又一次选择了缄默。而当学生背景拥有最大可能的广泛性时，教室讨论变得更生动、更富启发性、更有趣。

学生和教师在大学事务中的自由或权利，有些可以依据契约法、雇佣合同、平权法案或言论自由权等提请裁判，有些则可依据宪法未列举的学术自由权申请保护。在本案中，供Sweezy主张权利的规范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而非学术自由。

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作者指出：内部行政程序虽然不像外部程序直接涉及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它深刻影响乃至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权益。[16] 胡玉鸿：试论法学教材的编写目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11]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139页。

例如，传统行政诉讼法教科书一般都会辟专章或专节论述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何著虽然在第三章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中专门论述了作为行政法渊源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但这并不能取代对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为此，教材在内容上应当涵盖学科的主要知识点，形成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

即使是那些被奉为现代程序核心要素的外部程序，也需要通过内部程序的纽带才能运转，其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程序的建构。因此，地方的行政审判创新实践和相应的规范文本也应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进入专题： 何海波 行政诉讼法 。例如，在论及复议前置[14]时，作者既列举了《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安全法》、《海关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复议法》、《专利法》、《商标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规定复议前置的特殊法律、行政法规，还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1997]法行字第7号及27号、[2005]行他字第4号及19号、法释[2003]5号等专项答复或批复，借此展现司法实践对复议前置规定的严格限制适用。